赏析

诗作起首两句,历来多被解读为阐释陶渊明名字的含义,取“欲潜隐却无法藏于深渊”之意。但这种解读与后文的意脉并不连贯。南宋吴仁杰在《陶靖节先生年谱》中指出,渊深水远才易于隐居,若是潭水清澈见底便无处藏身,因此陶渊明晚年改名为“潜”。黄庭坚此处化用了《庄子·庚桑楚》的典故:“鸟兽不厌高,鱼鳖不厌深。夫全其形生之人,藏其身也,不厌深眇而已矣。”
随后两句盛赞陶渊明本是一代豪杰,却仅任彭泽县令八十余日便弃官归隐。黄庭坚称其为“一世豪”并非虚言:陶渊明年少时便有“猛志逸四海”的襟怀,中年常慨叹“有志不获骋”,晚年仍存“猛志故常在”的意气,平生始终怀有经世济民的远大抱负。而他最终选择隐居不仕,在黄庭坚看来,是因为“司马寒如灰,礼乐卯金刀”,司马氏的东晋王朝已然如死灰般衰微,刘裕则已掌控军政大权。乱世之中权臣当道、朝纲紊乱,陶渊明便决意遁迹归隐。黄庭坚以汉代蜀地的庄君平比况陶渊明,称颂他始终坚守高洁的品格与气节。
黄庭坚对陶渊明的这番称扬,是有史书作为依据的。沈约在《宋书·陶潜传》中记载:“(潜)自以曾祖晋世宰辅,耻复屈身异代,自高祖王业渐隆,不复肯仕。”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功臣,官至大司马。作为陶氏后人,他心系旧朝、不愿出仕刘宋,本也合乎情理。但沈约的这一说法早有人提出质疑:陶渊明在晋安帝义熙元年(405)从彭泽辞官归田时,刘裕还只是地位不高的武将,刚被推举为八州都督、初掌朝政,距离晋宋易代的420年还有十五年之久。很难说他辞官的原因就是“耻于屈身异代”,即便他当时对刘裕有所不满,也不可能预见到刘裕日后会篡晋自立。黄庭坚博览典籍、熟稔史书,采信沈约的说法,是受儒家忠孝观念的影响。而他的这一观点对后世影响深远,南宋以来盛行以“忠愤”解读陶渊明后期的作品,便与这首诗的传播密不可分。
“岁晚以字行,更始号元亮”两句,是说陶渊明在晋时名潜、字渊明,刘裕篡晋之后,他便以“渊明”为名,改号“元亮”,以此区分自己与晋、宋两朝的关系。吴仁杰在《陶靖节先生年谱》中早已指明,黄庭坚这一说法沿袭了《南史·隐逸传》中“潜字渊明”的误记。事实上,陶渊明在晋时名渊明、字元亮,入宋之后才更名为潜,仍字元亮。最有力的佐证,是颜延之《陶征士诔》中称“有晋征士陶渊明”,既将陶渊明视作晋朝臣子,自当使用他在晋时的旧名“渊明”。颜延之是陶渊明的挚友,为亡友所作的诔文,姓名断不会出错。黄庭坚以“忠愤”定位陶渊明,自然采信了《南史》的说法。陶渊明在晋时已有“元亮”之字,黄庭坚却称其“更始号元亮”,实则是借题发挥,好将陶渊明塑造成自己心中的理想人格。
黄庭坚认为陶渊明改号,是自比蜀汉丞相诸葛亮,怀兴复旧朝之志,持汉贼不两立的立场。可晋宋易代之际,朝臣纷纷趋附新朝,陶渊明眼见忠于旧朝的人寥寥无几,心境必然凄苦。但纵然凄苦,他也始终刚直不屈、不肯苟合。黄庭坚惋惜当时没有像刘备那样的明主,因此陶渊明无法成就诸葛亮那般的功业。在中国文学史上,这首诗首次将陶渊明比作诸葛亮,堪称创见。清代诗人龚自珍“渊明酷似卧龙豪”的名句,便多少受到了这首诗的启发。
陶渊明虽一生忠于旧朝,可时光荏苒,抱负终究未能施展,只留下传世的诗文。他的作品在南朝并不受重视,到唐代才得到普遍称誉,宋代时声名达到顶峰:苏轼追和陶诗百余首,称其成就远超曹植、刘桢、李白、杜甫;黄庭坚在这首诗中,也赞其“落笔九天上”。既推崇陶渊明的忠愤气节,又服膺其诗文成就,因此黄庭坚说“向来非无人,此友独可尚”,古往今来值得引为知己的人不在少数,却唯有陶渊明最值得尊崇。“尚友”之说出自《孟子·万章下》,是黄庭坚创作此诗的准则:与古人为友,读其诗文便须知其为人、论其世。经过全面考量,黄庭坚认为陶渊明最值得自己敬仰。本当斟酒祭奠,恰逢自己戒酒,便省去了这一仪节。结尾两句则化用《楚辞·招魂》的意旨,表明自己作此诗,是为了招唤陶渊明的魂灵。
宋代魏泰曾说:“黄庭坚喜作诗得名,好用南朝人语,专求古人未使之事,又一二奇字,缀葺而成诗,自以为工,其实所见之僻也。故句虽新奇,而气乏浑厚。”(《临汉隐居诗话》)魏泰与黄庭坚是同时代人,这段评价虽带有贬抑倾向,用来评判这首怀陶渊明诗作的长短得失,却大体是中肯的。